全真教－台北天賜宮

陽明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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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道教教派，也稱全真道或全真派。金初創立。因創始人王重陽在山東寧海 ( 今山東牟平 ) 自題所居庵為全真堂﹐凡入道者皆稱全真道士而得名。該派汲取儒﹑釋部分思想﹐聲稱三教同流﹐主張三教合一。以《道德經》﹑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﹑《孝經》為主要經典﹐教人“孝謹純一”和“正心誠意﹐少思寡欲”。早期以個人隱居潛修為主﹐不尚符籙﹐不事黃白之術。　　全真道認為清靜無為乃修道之本﹐除情去欲﹐心地清靜﹐才能返樸存真﹐識心見性。該派注重修煉“ 性命”﹐認為“性者神也﹐命者氣也”﹐“氣神相結﹐謂之神仙”。主張修道者必須出家﹐並忍恥含垢﹐苦己利人﹐戒殺戒色﹐節飲食﹐少睡眠。　　《金蓮正宗記》稱該教“以柔弱謙下為表﹐以清靜虛無為內﹐以九還七返 ( 按指煉內丹──引者 ) 為實﹐以千變萬化為權”。王重陽死後﹐其弟子馬鈺等七人分別在陝西﹑河南﹑河北 ﹑山東等地繼續傳道﹐創遇仙﹑南無﹑隨山﹑龍門﹑崳山﹑華山﹑清靜七派 ( 見北七真 ) ﹐但教旨和修煉方式﹐大致相似。　　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 (1220 ～ 1223) 間﹐丘處機應詔赴西域大雪山謁見元太祖﹐受到禮遇﹐命其掌管道教﹐在各地大建宮觀﹐全真道進入全盛時期。在發展中﹐因不斷侵佔佛教寺院﹐宣傳“老子化胡”之說﹐引起僧人不滿﹐而導致元憲宗八年 (1258) 的僧道大辯論。結果全真道失敗。憲宗詔令全真道歸還侵佔的寺院 200 餘處﹐又令道士落發﹐焚毀《老子化胡經》及其雕版。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(1281) ﹐僧道再次進行辯論﹐全真道又以失敗告終﹐詔令除《道德經》外﹐其他道經盡行焚毀﹐全真道遭到沉重打擊。元成宗時﹐禁令漸鬆﹐全真道又見恢復。明代朝廷重視正一道﹐全真道相對削弱。入清以後更為衰落。　　現存全真道的早期史料較多﹐《正統道藏》收有王重陽以及北七真的著作﹐教史有秦志安的《金蓮正宗記》﹑李道謙的《七真年譜》﹑《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》﹑《甘水仙源錄》等。但後期的史料較少。清人陳銘珪的《長春道教源流》和今人陳垣的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對全真道的歷史作了一些考證和論述。　　全真教是後期道教最大的派別之一，元代以來與正一派一起延續至今。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非常鮮明，這是其重要的特徵之一。全真教仿效佛教禪宗，不立文字，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內丹修煉，反對符籙與黃白之術，以修真養性為正道，以識心見性、除情去欲、忍恥含垢、苦己利人為宗。全真教規定道士必須出家住道觀，不得蓄妻室，並制定了嚴格的清規戒律，這一點和正一道很不相同。　　全真道是中國道教後期的兩大派別之一。創建于金初，後再與其他丹鼎小派合併而成。大派一直流傳至今。　　全真道的創始人王嚞（ 1112 ～ 1170 ）。原名中孚，字允卿。　　入道後，改名嚞，字知明，號重陽子。陝西鹹陽人。金正隆四年（ 1159 ），聲稱於甘河鎮遇仙，改儒為道。曾居終南山修道。金世宗大定七年（ 1167 ）去山東傳教，先後在文登、寧海、福山、登州、萊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寶會、三教金蓮會、三教三光會、三教玉華會、三教平等會，傳道說法。在這期間，先後收馬鈺、譚處端、劉處玄、丘處機、王處一、郝大通、孫不二等七人為徒，創立全真道。全真教的興衰 　　全真道建立後的相當長段時間內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統治階級的支持，保持著向上發展的勢頭。與此同時，又保持著清楚的傳承體系和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。在金元時期，經歷了王嚞、馬鈺、譚處端、劉處玄、邱處機、尹志平、李志常、張志敬、王志坦、祁志誠、張志仙、苗道一、孫德彧、藍道元、孫履道、完顏德明等十數代掌教的傳承。它整個發展的歷史，大略經歷了四個時期。 ( 一 ) 初傳時期　　全真道從初建至金末，是初傳時期。王嚞經過多年努力，於大定七年（ 1167 ）把教派建立起來之後，於大定十年死於從山東返回陝西的途中。馬鈺嗣教，七大弟子分別在秦、翼、魯、豫等地修煉、傳教，而以馬鈺所活動的關陝一帶為傳播中心。尹志平《北遊語錄》稱，馬鈺掌教時期，遵行“以無為為主”的教旨。所謂無為，指全真道的個人內修之“真功”，即以很大精力從事個人修煉，而不乙太多的精力與時間去發展教徒，營造宮觀。此時期他們大多過著清修苦煉、雲遊乞食的生活。但卻逐漸吸引了一部分信徒，也贏得了一些中下層官吏的敬信和保護。此時與金廷上層統治者也無直接關係，組織規模和力量也比較小。　　自劉處玄於金大定二十六年、邱處機於金泰和四年（ 1204 ）相繼掌教以後，始逐漸重視創立宮觀和收徒活動。　　《北遊語錄》稱劉處玄遵行的教旨是“無為、有為相半”，至邱處機則“有為十之九，無為雖有其一，猶存而勿用焉”。所謂有為，即指創觀收徒活動。在此時期，他們以山東半島為活動中心，收了相當數量的信徒，建起了一批宮觀。從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視。大定二十七年，王處一被召至京，世宗問以養生之道。次年又召邱處機進京，命庵於萬甯宮之西，以便皇帝召見問道，並命他主持萬春節醮事。翌年，又召王處一。王抵京時，世宗駕崩，章宗即位命王處一為世宗設醮冥福。　　皇帝的一再徵召問道，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價，促進了全真道的發展。元好問《紫微觀記》描述了當時全真道傳播的盛況：“南際淮，北至朔漠，西向秦，東向海，山林城市，廬舍相望，什百為偶，甲乙授受；牢不可破。”明昌元年（ 1190 ），金廷“懼其有張角鬥米之變”，“雖以惑眾亂民”為由，下令“禁罷全真及五行、毗盧”，但一直未能遏制其發展，以致“已絕而複存，稍微而更熾 ” 。這樣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之後，全真道組織已具有相當的規模，它在魯、豫、秦、冀等地，已有了相當深厚的組織基礎。( 二 ) 鼎盛時期　　金元之交，直至南宋覆滅的數十年間，是中國大地鐵騎縱橫、血火紛飛，生民塗炭的苦難年代，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時期。鼎盛局面的積極推動者為邱處機，轉變的契機則是成吉思汗對他的召見。在金世宗、章宗兩朝（ 1161 ～ 1208 ），經過劉處玄、邱處機的努力，全真道在民間已擁有了較大勢力，金貞皊二年（ 1214 ），邱處機又應山東駙馬都尉之請，出而招安楊安兒的起義軍。於是邱處機及其全真道，成為蒙古、金、南宋三方交相爭取的對象，在金貞皊、興定（ 1213 ～ 1221 ）年間，三方先後派遣使臣徵召邱處機。邱處機審時度勢，鑒於金王朝行將滅亡，南宋十分屠弱，唯有蒙古力量方興未艾，乃作出：卻金使，謝宋聘，獨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決定。他不辭年屆七十三歲的高齡，甘冒風沙大雪之苦，於 1219 年率十八隨行弟子登上征途，經歷兩年多的萬裏跋涉，終於在 1222 年到達西域大雪山（今阿富汗境內都庫什山）成吉思汗的軍營。成吉思汗對邱處機的到來慰勉有加，親自兩三次召見並作長談。邱處機對其所問為治之方及長生久視之道，皆作了仔細的回答。深得成吉思汗的禮敬，尊稱其為“邱神仙”。當他於 1223 年請准東歸時，令他“掌管天下的出家人”，並敕免全真門下道士的差役賦稅。 1224 年邱處機返抵燕京，被請住大天長觀（後改名長春宮），他頓時身價百倍，成為北方道教的風雲人物，所居長春宮從此成為全真道活動的中心。“由是玄風大振，四方翕然，道俗景仰，學徒雲集”。邱處機乃不失時機地著手全真道的大發展工作。實際上，他早在西覲東歸途中，即大約在 1223 年五六月之某日，夜宿蓋裏泊（撫州之豐利縣境內）時，就語其隨行弟子曰：“今大兵之後，人民塗炭，居無室，行無食者，皆是也。立觀度人，時不可失。此修行之先務，人人當銘諸心。”　　故在此後，全真弟子們大建宮觀，廣收門徒的活動，就以空前的規模開展起來了。　　全真道大建宮觀、廣收門徒的活動，從邱處機住長春宮起，一直持續到尹志平、李志常掌教期間。在這三十餘年裏，到底建了多少宮觀，收了多少門徒，現已難於詳考。僅就《順天府志》所引《析津志》和《元一統志》所記之宮觀作粗略統計，燕京及其附近地區即有宮觀百餘所，其中絕大部分為全真道宮觀，又皆屬邱處機至李志常掌教期間所建。其次，在河北、河南地區，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據邱處機“立觀度人”的意旨，先後在河北的大名、磁州等地“起建大小庵觀殆三百區，化度道流稱是”。劉志源也在大名路“建宮立觀，亦二百餘所”，“度門弟子三千餘人”。趙志源也在河北“ 大名、磁、相之間，度學者凡數百人，立庵觀十有餘所”。李志遠則在河南衛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觀。又其次，在山東、山西地區，張志淵在山東“主東平鄆城白雲觀，度弟子千余人，庵觀稱是”。潘德沖則在山西芮城縣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純陽萬壽宮，俗稱永樂宮。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陽編《道藏》的機會，“猶假餘力，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及建立宮觀，自燕至，凡四十餘區”。薛知微也“度門弟子數百人”，“立觀度人於河東雲、應”之間。再次，在陝西、甘肅地區，於善慶（後改名志道）根據邱處機的安排，長期活動於陝西隴縣、鳳翔一帶，“詣門求度為道士者數百人，俱立觀院於鳳翔、汧、隴之間”。綦志遠在李志常掌教期間，提點陝西教事，曾“度門弟子數百人，建立宮觀二十餘所”。馮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後之庚子年（ 1240 ），隨志平去陝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，“自燕至秦三千餘裏，凡經過道家宮觀，廢者興之，缺者完之，至百餘所”。　　在邱處機的‘立觀度人‘的號召下，大約經過三十餘年的經營，全真道的宮觀、弟子遍佈于河北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、陝西、甘肅等廣大地區。《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》稱：　　“東盡海，南薄漢淮，西北曆廣漠，雖十廬之聚，必有香火一席之奉。”《修武清真觀記》稱：“自邱往赴龍廷之召，……自是而後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之二。聲焰隆盛，鼓動海嶽。”1228 年安葬邱處機，和 1241 年會葬王嚞，可說是對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檢閱。據載，安葬邱處機時，“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，至有司衛之以甲兵”。會葬王嚞時，“時陝右雖甫定，猶為邊鄙重地，經理及會葬者，四方道俗雲集，常數萬人”。不僅如此，據《尹宗師碑銘》記載，當尹志平於 1236 年，去陝西營建祖庭時，“時陝右甫定，遺民猶有保柵未下者，聞師至，相先歸附，師為撫慰，皆按堵如故”。不久，在去雲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，“道經太行山，群盜羅拜受教，悉為良民。出井陘，曆趙魏齊魯，請命者皆謝遣。原野道路設香花，望塵迎拜者，日千萬計，貢物山集。”這些描寫，難免誇大，但全真道及其首領在群眾中影響很大，當是事實。　　儘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號召力，為元統治者效勞，但因其影響過大，卻引起元統治者的猜忌。因此在元憲宗時期的佛、道“化胡經”之爭中，元統治者持明顯的袒佛立場，使全真道在（憲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）佛道大辯論中兩次敗北，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擊。全真道發展的鼎盛局面，亦隨之宣告結束。( 三 ) 南北歸宗時期 　　自元憲宗八年（ 1258 ），全真道在《化胡經》鬥爭中失敗以後，處境十分困難，教徒的發展受到限制，齋醮被禁止舉行。中經張志敬、王志坦、祁志誠、張志仙四人相繼掌教，一直處於發展的低谷。直至成宗即位後的元貞元年（ 1295 ），始宣佈大弛禁：“ 梗其道者（指權臣相哥）除之，取其業者（被僧人侵佔的宮觀）還之”，方使全真道從艱難處境中解脫出來。　　全真道的發展儘管有低谷，但並沒有停滯。特別值得指出的是，元朝實現了南北統一，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傳的條件，當然也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機會。據現在所知，最早進入黃河以南傳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，他是陝西郃陽人。“師喬潛道及潘清容。博學多聞。後居武當山，十年不火食。”於中統甲子（ 1264 ）逝世。 ⒅ 喬潛道是馬鈺弟子，吉志通即是馬鈺之再傳。推其居武當山的時間，當在元憲宗時。比吉志通稍晚，武當山又有魯大宥和汪真常相繼成為全真道士，此後全真弟子日眾，武當山遂成為全真道的重要據點。繼武當山之後，全真道繼續南傳至蘇、浙、閩、贛等地區，如居江蘇儀征的李道純（或謂居鳳陽盱眙），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、丁野鶴、黃公望，居浙江黃岩委羽山的趙與慶，活動于江西、福建一帶的金志揚、桂心淵，以及活動於江西、浙江、福建一帶的李玨至陳致虛一系等。他們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。　　全真道的南傳，使原來互相隔絕、但卻同源于鐘呂金丹派的南、北二宗（南宗與全真道）增加了接觸的機會。由此經過接觸，彼此認同，逐漸產生了合為一宗的要求，特別是組織鬆散、勢力弱小的南宗更有會歸全真道的願望。為了使二宗合為一宗，必須對二宗原來各自尊祀的祖師傳系作必要的調整，使之合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祖師系統，以便合宗後共同崇祀。這是二宗合併必不可少的工作。在這過程中，陳致虛是積極的推動者，他根據二宗已有的成說，在《金丹大要》和《金丹大要列仙志》中，提出了如下的祖師系統：　　這種安排，顯然是抬高了北宗，降低了南宗，但在當時元室已封王玄甫、鐘離權、呂岩、劉海蟾、王嚞等為“真君”、“帝君”的條件下，這是最好的安排，故終被雙方所接受，完成了二宗的合併。時間大約在元代中後期。　　全真道除合併南宗以外，元代中後期又合併了真大道、樓觀道和部分淨明道，成為唯一的一個丹鼎大派，與符籙大派正一道平行發展。　　自元成宗即位，解除了對全真道的禁令以後，苗道一、孫德彧、蘭道元、孫履道、完顏德明等相繼掌教。自苗道一起、每任掌教皆授封為真人、演教大宗師、知集賢院道教事。這是除玄教以外，其他道派掌教皆未獲得過的褒封。他們在此褒封寵遇下，都相繼由清靜恬淡之士變為道士官僚。他們所居之地，早已不是王嚞為之設計的遠離塵囂的茅庵，而是置諸京城的雕樑畫棟的豪華宮室。平時所為，除為皇室建齋祈福外，則是忙於與通顯豪家相往還。陳垣先生稱全真道上層的這種變化為“末流之貴盛”。上層貴盛了，教務隨之卻退步了。前期人才濟濟的景象不存在了，漸顯出人才凋零的景象，前期那股朝氣不見了，漸顯出衰老的暮氣來。( 四 ) 衰落時期　　入明以後，全真道步入衰落時期。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喪失的原因，也有明王朝所施政策的原因。明太祖為《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》所作的禦制序文中說：“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，獨為自己而已；教與正一專以超脫。特為孝子慈親之設，益人倫，厚風俗，其功大矣哉！”表現出只支持正一，不支持全真的意向。後來的實際作法確是如此。朱元璋及其繼任者召見的大多是正一天師及其門徒，道錄司各級道官也大都以他們充任，全真道士被召見和受委任者極少。全真道首領並不住在白雲觀，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。　　在上述情況下，全真道分裂為諸多小派進行獨自的活動，其正宗為“七真派”。即宗邱處機的龍門派，宗劉處玄的隨山派，宗潭處端的南無派，宗馬鈺的遇仙派，宗王處一的崳山派，宗郝大通的華山派，宗孫不二的清靜派。其中以龍門派勢力最大，記載也較多，其餘六派所知甚少。至清初，龍門派經王常月之中興，龍門派更盛於其他各派。除此全真嫡系七派外，又有明初張三豐所傳的支派，萬曆間陸西星所傳內丹東派，清嘉、道間李西月所傳內丹西派，蓋皆屬全真道之旁系。以上派系再經繁衍，在明清時期，又分化出更多的小派。據《諸真宗派總簿》所載，即有八十六派，（含全真、正一兩系），每派均有取名排輩用字。派系分衍愈多，並不表明道教的強大，恰恰反映它的衰微。全真教的特點 　　全真道是金初在中國北方相繼興起的三個新道派之一。　　它與原有的道教舊派有顯著的不同。　　三教合一的思想　　六朝以後，三教合一論逐漸成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，儒、釋、道三家，不時有頭面人物出來打此旗幟，以推行其學說。　　王嚞在創立全真教時，也宣揚三教合一的思想作為創教的宗旨。他在山東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個會，皆冠以“三教”二字。傳教時，又勸人誦讀佛教《般若心經》、道教《道德經》《清靜經》及儒家《孝經》。在他的言論、著作中，三教合一論更是俯拾皆是。如在《金關玉鎖訣》中說：“三教者，如鼎三足，……不離真道也。喻曰：似一根樹生三枝也。 ” 在《示學道人》詩中說：“心中端正莫生邪，三教搜來做一家。義理顯時何有界？妙玄通後更無加。”又有詩云：“儒門釋戶道相通，三教從來一祖風。”在《答戰公問先釋後道》中稱：“釋道從來是一家，兩般形貌理無差。”他的這種思想亦為其弟子所接受，而加以廣泛宣傳。如馬鈺有詩勸僧道合同，勿相誹謗，其《贈李大乘兼呈淨公長老》詩云：“雖有儒生為益友，不成三教不團圓。”《丹陽真人語錄》稱他“在東牟道上行，僧道往來者，識與不識，必先致拜。”其他弟子也如此。邱處機《磻溪集》卷一有詩云：“儒釋道源三教祖，由來千聖古今同。”　　劉處玄《仙樂集》卷三也稱“三教歸一，弗論道釋”。　　全真道的創建者在教義、教制、教規以及內丹修煉等方面都貫徹三教合一的思想。全真道的教義集中體現于“全真”二字。對此二字有過多種解釋，或謂使“真性”保全，或謂使“精氣神”三全，或謂個人內修的“真功”與濟世利人的“真行”兼備而兩全。後者是全真道創建者們十分強調的。　　他們以“忍辱含垢”為“真功”的重要內容，但為什麼要忍辱含垢？則引進了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。尹志平的《北遊語錄》中稱：“凡人無故遭人欺罔困辱，甚或殺害，莫非還宿債也。”郝大通弟子王志謹說：“乃至大小喜怒、譭謗、打罵、是非，見面相嫌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，現世要還。須當歡喜承受，不敢辯證。承當忍耐，便是還訖。但有爭競，便同抵債不還，積累更深，冤冤重結，永無了期。”他們以“苦己利人”為 “ 真行”，所謂苦己，就是實行絕對的禁欲主義，把生活欲求降到最低限度，實行苦行生活。他們又以履行儒家的倫理綱常為修煉“真功”、“真行 ” 的前提。這是對道教傳統的積功累行的修行原則的繼承和發展。王嚞教在家修道者盡倫常之道，“與六親和睦，朋友圓方，宗祖靈祠祭饗頻，行孝以序思量”，又謂修煉內丹，必以“忠君王，孝順父母師資”為首務。馬鈺入道的《立誓狀文》也以“遵依國法為先”。總之，在教制、教規、內丹修煉方面，無不汲取儒、釋。可以說，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立教的主旨，是比其他舊派道教更為鮮明的特徵。成仙證真的信仰　　長生成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，它是區別於其他宗教的根本標誌。全真道的基本信仰也是如此。但是它和舊道派有很大的不同，舊道派大都認為，經過修煉，形、神皆可不死，故其信仰是肉體與精神一起長存，即所謂“白日飛升”。全真道則不然，它在成仙信仰上，不再追求“肉體不死”，只追求“真性”解脫和“陽神”升天。他們認為，人的肉體是要死滅的，人的真性或陽神則可以長存。王嚞謂：“修行須借色身修，莫滯凡軀做本求。假合四般終是壞，真靈一性要開收。”又謂“唯一靈是真，肉身四大是假”。因此他批評肉體長生的追求者，曰：“離凡世者，非身離也，言心地也。……今之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，大愚，不達道理也。”劉處玄的《至真語錄》亦稱：“萬形至其百年則身死，其性不死也。”又：“真我者，人之性也，……無形之道也。”“無形之道則真也。”“偽我，則養身之道，則假也。”全真道放棄肉體不死的信念，只追求“真性”解脫和“陽神”升天，雖與舊道教相區別，但卻與佛教追求的“涅”相近似。實際上他們所謂的真性，或叫本來一靈，元神，元性，真心等概念，即源於佛教。　　既然肉體是要死的，只有“真性”、“陽神”得到解脫後可以長存、升天，因而他們乃視人的肉體為桎梏，意欲其毀滅，以便真性、陽神的早日解脫。所以人們在王嚞及其弟子們的詩文集中，能見到許多破斥肉體、否定人生的言論。邱處機斥肉體為“臭皮囊”和“ 爛肉”，“一點如如至性，撲入臭皮囊，遊魂失道，隨波逐浪，萬年千載不還鄉。”“一團臭肉，千古迷人看不足，萬種狂心，六道奔波浮更沉。”“一團膿，三寸氣，使作還同傀儡。”譚處端認人體“本是一團腥穢物，塗搽模樣巧成魔”。王嚞等又斥人體為“走骨屍”、“骷髏”。曾畫骷髏警馬鈺，又作《歎骷髏》詩。譚處端云：“骷髏骷髏顏貌醜，只為生前戀花酒。”邱處機又謂“子羽潘安，泉下骷髏總一般”。又斥人生為“苦海”、“火宅”，視父子、夫妻親情為“冤業”。　　全真道還援引禪宗的見性成佛說，宣稱只要做好內省功夫，便能頓見真性，超出生死，得到陽神解脫。譚處端稱“一念不生，則脫生死”。　　邱處機稱“一念無生即自由”。王嚞進一步宣稱：“心忘念慮即超欲界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，不著空見即超無色界。”他認為這種精神上超出“三界”的人，就像蓮根在淤泥而花在虛空，“身在凡而心在聖境”，雖然身居一室之內，卻“性滿乾坤”，謂之“法身 ” 。“法身者，無形之相也，不空不有，無後無前，不下不高，非短非長，用則無所不通，藏之則昏默無濟”。這裏所謂的“法身”，大概就是全真道所追求的那個不死的“真性”和“陽神”的形象，但它和佛教所謂的離言絕相的“法身”卻十分相似的。　　先性後命的內丹學說全真道以修習內丹為成仙證真的基本法門，認為道教其他修煉術皆為“區區延年小術”，只有該派所倡的內丹術為“天上大道”。他們的內丹術淵源於鐘、呂，以性命雙修為基本內容但與道教南宗修持的路線相反，不是先命後性，以修命為主，而是先性後命，以修性為主。王嚞云：“賓者是命，主者是性。”邱處機稱：“吾宗惟貴見性，水火配合（指煉氣修命 -- 引者注）其次也。”又說該派內丹功是“ 三分命術，七分性學”。其《大丹直指》所述九節丹功，前三節為命術，後六節為性學。所謂先性後命，大略是教人先收心降念，做對境不染的明心見性功夫，使心定念寂，然後靜坐調息，按鐘呂派傳統內丹法程式，依次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還虛。全真道首領從這種先性後命、以性為主的基本路線出發，有時又宣揚一種以性兼命的丹法，謂只要修性，或直接煉神還虛，即可自然了命。《丹陽真人語錄》稱，做清淨心地工夫，“屏絕萬緣，表裏清淨，久久精專神凝氣充，三年不漏下丹結，六年不漏中丹結，九年不漏上丹結，是名三丹圓備，九轉功成。”李道純《中和集》卷二《試金石》分所有丹法為三乘九品，以直接修性而自然了命之法為“ 最上一乘”之頓法。牧常晁《玄宗直指萬法同歸》卷二也分丹法為頓、漸二乘，稱直接修性者為頓法。很顯然，全真道這種先性後命、以性為主、或以性兼命的丹法是受禪宗影響很深的結果，故牧常晁稱之為“釋氏金仙之道”，可謂一語破的。森嚴的教制教規　　全真道宣導道士必須出家住宮觀。他們為了貫徹成仙證真的信仰，曾經大力破斥肉體和人生；同樣，為了實現出家、建立宮觀制度，又宣稱家庭、親情的虛妄。他們稱家庭為“牢獄”、“火宅”，稱父子夫妻親情為“金枷玉鎖”，教人捐妻舍子，“跳出樊籠”，出家修道。王嚞曰：“兒非兒，女非女，妻室恩情安可取！總是冤家敵面仇，爭如勿結前頭苦。”“莫騁兒群，休誇女隊，與公便是為身害，脂膏刮削苦他人，只還兒女從前債”。譚處端云：“茫茫苦海，逐浪隨波，便宜識取抽頭。恩愛妻兒，都是宿世冤仇”，將“這冤親系腳繩兒一刀兩斷。”所以馬鈺宣稱“家”、“道”不能兩全，應該及早覺悟，“莫待豐都追帖至，早歸物外住雲庵 ” 。　　王嚞立教之初，令出家者須住庵修行，居住條件力求儉樸。《重陽立教十五論》謂：“茅庵草舍，須要遮形，……雕梁峻宇，亦非上士之作為，大殿高堂，豈是道人之活計。”在這期間，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，王嚞七大弟子皆以頭陀式苦行著稱。如馬鈺修道時，每日僅乞食一缽面，並誓死赤足，複不飲水，冬不向火。王處一“曾於沙石中跪而不起，其膝磨爛至骨。山多礪石荊棘，赤腳往來於其中，故世號鐵腳雲”。邱處機“入磻溪穴居，日乞一食，行則一蓑，雖簞瓢不置也，……晝夜不寐者六年。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，如在磻溪時”。郝大通於趙州橋下趺坐六年，持不語戒，兒童戲觸亦不動。“寒暑風雨，不易其處”。　　全真道初期，還信奉絕對的禁欲主義信條，王嚞把人的七情五欲視為成仙證真的障礙，生死輪回的根由，要人“把七情五欲都消散”，“脫人之殼”而“與天為徒”。邱處機奉答成吉思汗時稱：“學道之人，……世人愛處不管，世人住處不住，去聲色，以清靜為娛；屏滋味，以恬淡為美。……眼見乎色，耳聽乎聲，口嗜乎味，性逐乎情，則散其氣。”而氣散則體衰夭亡，死後還要沉於地為鬼”。王重陽規定：“凡人修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個字：斷酒色財氣，攀緣愛念，憂愁思慮。”　　尹志平更進一步規定道徒要儘量減食、省睡、斷色欲，宣稱“修行之害，食、睡、色三欲為重，多食則多睡，多睡情欲所由生”。　　隨著組織的擴大，特別至元初進入鼎盛以後，原來簡樸的草庵，變成雕樑畫棟的大殿高堂，宮觀又擁有不少的田產，這時乞食苦行的生活恐已難實行。但是宮觀的管理制度和清規戒律卻隨之逐步完善。其制度和規戒，大部仿效佛教，制度之完整和實行的嚴格，在道教諸派中是首屈一指的。　　經過王嚞及其弟子們對全真道教義、教規以及理論方術等的全面闡釋後，使全真道具有了較新的面貌而屹立於諸道派中，為後來發展為道教兩大派之一打下了基礎。